刘禅确实也做到了，政事委任诸葛亮，但并未出现王莽董卓篡逆乱国的局面，
他明白黄皓虽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欢乐，但是不会处理朝政，不是自己可以委任的人，黄皓也就只能终日在后宫陪皇帝游玩，不能插手政务，但是为什么后来刘禅就忘记初衷，耽于享乐了呢？
一来蜀中之地，从刘焉刘璋父子主政时，便是奢侈成风，好逸恶劳，《三国志·蜀书·董和传》里就有记载，刘禅沾染这种风气在所难免，
二来前期还有先帝遗，孔明教导，董允劝谏，刘禅不敢太过放肆，几次想扩充后宫都没拿入院。
但董允去世后，没了约束的刘禅，仿佛是刚出笼的小鸟，急于发泄压抑已久的欲望，积重难返，反而不会约束自己，
类似于心理学上的行为障碍，慎始者实繁，克终者盖寡，保持有始有终的态度确实很难，刘禅没能做到。
谈及赤壁之战，后世学者一般将其视为三国鼎立的开端，而曹、刘、孙三家泾渭分明，也是由此开始。然而，刘备在赤壁之战后的一两年内，并非后人想象中的意气风发，反而有种“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”的感觉。
据《资治通鉴·汉纪五十八》记载：“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，备以周瑜所给地少，不足以容其众，乃自诣京（口）见孙权，求都督荆州。”
为谋求更多“利益”，刘备不惜冒着被软禁的风险前往京口拜谒孙权（周瑜、吕范皆曾建议扣押刘备）。此次会面后，刘备表奏孙权为徐州牧，后者颇为满意，不仅“进妹于备”，还允许刘备都督荆州。
奇怪的是，徐州远在中原，并非是孙权能染指的。那么，刘备又是如何用徐州牧这张“空头支票”来打动孙权的呢？
据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记载：“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，领徐州牧。备领荆州牧，屯公安。”
按刘备本传记载，他在表奏孙权之前，便已经略定江南四郡；在荆州牧刘琦病死后，刘备又在众人推举之下，顺理成章地接过荆州牧之位。
话虽如此，刘备的处境却颇为艰难。因为长沙、零陵、贵阳、武陵四郡虽属于刘备管辖，但四郡与长江接轨的几处重要据点，均为周瑜掌控。
陆路上有曹操（襄阳、宛城仍属曹魏）虎视眈眈，水路又受江东制约，是以刘备在荆州的发展并不顺利。
正因如此，刘备才会冒险前去拜谒孙权。所谓“求督荆州”，即指刘备希望孙权能真正承认他在荆州的统治地位。
陈寿之所以再次提及“备领荆州牧”一事，便说明：刘备此时都督荆州，已经得到孙权承认。换言之，刘备表奏孙权为车骑将军、徐州牧，孙权则承认刘备任荆州牧的合法性。
按照“等价交换”的交易原则，既然刘备已经得到了不少好处，那么车骑将军和徐州牧对孙权来说，也肯定是大有益处。
在此之前，孙权虽已据江东六郡，但他明面上的职务，还只是讨虏将军、会稽太守。反观刘备，则是左将军、豫州牧。
从军职和官职来看，刘备的政治地位都要比孙权高。按照惯例，刘备应该才是孙刘联盟的“盟主”。
但刘备也知道，自己的综合实力远不如孙权，所以他以退为进，表奏孙权为车骑将军、徐州牧，使其职位高过自己半头。
尤其是车骑将军，它往往是汉末以来“讨贼”联盟盟主的“标配”之一。如关东联军讨董之时，盟主袁绍便领车骑将军；又如莫须有的“衣袋诏”事件，谋诛“汉贼”曹操的主使董承，同样为车骑将军。
可见，刘备奉孙权为车骑将军，便有尊其为“抗曹联盟”盟主的意思；同时，这也明确了孙权在孙刘联盟中的主导地位。
当然，孙权遥领徐州牧背后的政治原因，同样不可忽略。
徐州本属曹魏，既不在刘备辖内，也绝非孙权能染指。因此，孙权领徐州牧这一行为，属于遥领。“遥领者，不入版图之地，而别于国内他处设刺史、郡守以辖之也。”（参见于顾颉刚、史念海所著《中国疆域沿革史》）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遥领现象颇为常见，其中，又以吴蜀两国为最。
赤壁之战后，刘备加封关羽为襄阳太守；孙权改年号为黄龙，也加封朱然为兖州牧。然而，襄阳郡却归属曹魏，兖州更是曹操的老巢。可见吴蜀两国经常将曹魏境内的疆土，“虚授”给臣下“管辖”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孙权正式称帝之后，还曾与蜀国“共分”曹魏疆土。
据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记载：“权乃参分天下，豫、青、徐、幽属吴，兖、冀、并、凉属蜀。其司州之土，以函谷关为界。”
因为兖州、冀州被“划分”给了蜀国，所以朱然的兖州牧、步骘的冀州牧都没当多久，便被撤掉了。
孙权遥领州牧，可为冀州牧，也可为冀州牧，为何偏偏是徐州牧？
从孙权日后曾与吕蒙“又聊复与论取徐州”来看，刘备表奏孙权为徐州牧，极有可能是后者主动选择的结果。
这是因为：江东内部的一些重要谋士（流寓士族），大多出身于徐州。如，张昭为彭城人，张纮、陈端为广陵人，诸葛瑾为琅琊人、步骘为淮阴（当时属临淮郡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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